老派潮男

我国古代有许多历史人物，他们除了满腹经纶之外，还出口成章，口若悬河，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演说家或者是辩论家。如，苏秦、张仪、孟子、韩非子、郦食其、晏平仲、东方朔、张永年、邹忌、祢衡、诸葛亮、徐文长、纪晓岚等等。特别是春秋战国时间这类人物特别多，战国时代，百家争鸣，游说之风，十分盛行。一般游说之士，不但有高深的学问、丰富的知识，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动的比喻，来讽劝执政者，最为凸出。如：二桃杀三士、舌战群雄、阻孔子事齐的晏子；自荐出使楚国，促成楚、赵合纵的毛遂； 有着“三寸不烂之舌"之称，游历七国，合纵连横张仪；能够劝说六国国君联合，身佩六国相印， “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”的苏秦；逻辑思维谨严，想方设法将人问进胡同的孟子等等。在众多的演说家当中，孟子的口才应该是佼佼者之一。

   孟子为了宣传儒家思想，孟子经常同其他学派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。孟子生性知言善辩，把辩论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但是，关于孟子的口才人们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，孟子辩论有理有据让人信服。也有人认为，孟子只过是强词夺理的诡辩。孟子曾仿效孔子，带领门徒周游各国，虽然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，但其能够“舌战”各国政府领导和学界高手，并且能够与人在辩论时带进“胡同”，使对方“哑口无言”，十分难得。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。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《孟子》一书，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。

   孟子的口才确实过人，但不是伶牙俐齿或机智巧辩，而是学问充实与才思敏捷的表现。一般人遇到梁惠王或齐宣王这样的大国君主时，往往察言观色、委婉发言、投其所好，但是孟子秉持儒家立场，主要考虑百姓的需求，所以说话引经据典，随口就组成浅显的成语，使人一听就明白，并且可以传之久远。

   在"孟子"的"告子"上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 孟子对齐王的昏庸，作事没有坚持性、轻信奸佞谗言很不满，便不客气的对他说："王也太不明智了，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，可是你把它在阳光下晒了一天，却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了它十天，它那里还活着成呢！我跟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，王即使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，可是我一离开你，那些奸臣又来哄骗你，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，叫我怎么办呢？"按着，他使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："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，但假使你不专心致志，也同样学不好，下不赢，奕秋是全国最善下棋的能手，他教了两个徒弟，其中一个专心致志，处处听奕秋的指导；另一个却老是怕着有大天鹅飞来，准备用箭射鹅。两个徒弟是一个师傅教的，一起学的，然而后者的成绩却差得很远。这不是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区别，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；"这是一个很有教学意义的故事，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、做好一件事情，是非专心致志、下苦功夫不可的。若是今天做一些，把它丢下了，隔天十天再去做，那么事情怎样做得好呢？求学、做事的能否成功，这也是个决定因素之一，故后来的人便将孟子所说，“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”精简成“一暴十寒”一句成语，用来比喻修学、做事没有恒心，作辍无常的一种说法。

   孟子作为一个学者和谋士，他要开导国君的心思。因为古代的政治，你国君如果说想通了，想对了，那么老百姓就有福气了。孟子他在游说执政者时，始终不忘一个“仁”字；宣扬治国策略，不忘一个“民”字。辗转诸国，四处游说，只有仁他看得最重；唇枪舌剑，才思敏捷，要把民放在心中。在他的词典里，第一页是“仁政”。忙于天下，为的就是天下。他信奉的是仁者无敌。《梁惠王章句上》开篇，“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，‘何以利吾国？’ 大夫曰，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土庶人曰，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 其意思是：孟子拜见梁惠王。梁惠王说：“老先生，你不远千里而来，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！何必说利呢？只要说仁义就行了。大王说‘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？’大夫说，‘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？’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，‘怎样使我自己有利？’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，国家就危险了啊！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，杀害它国君的人，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大夫；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，杀害它国君的人，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。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一千辆，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，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。可是，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，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反过来说，从来没有讲“仁”的人却抛弃父母的，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。所以，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，何必说利呢？”

   还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。孟子问梁惠王：“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，有什么不同吗？” 梁惠王回答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的。” 孟子又问：“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？” 梁惠王说：“也没有什么不同。” 孟子接着说：“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，马厩里有的是壮马，可老百姓面有饥色，野外躺着饿死的人。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！大王想想，野兽相食，尚且使人厌恶，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，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？孔子曾经说过，首先开始用俑（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木偶或土偶）的人，他是断子绝孙、没有后代的吧！您看，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，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？” 

   孟子的辩论是替自己的行为辩护。因为很多人认为他的行为有些偏颇，他就会找到理由来说明。他在游说的过程中，常常潇洒的挥挥袖袍，衣袂飘飘，在黄土上逶迤，在风沙中凝滞，沿路高呼“民贵君轻，任政爱民”，仿佛他是思想殿堂上最权威之王。 一般来说，偏差的观念会带来错误的行为，亦即邪说会造成暴行，结果则是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孟子身处战国时代中期，一方面，杨朱、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，另一方面，农家、纵横家、兵家的追随者也游走各国。这个时候若不出而辩论，儒家还有存在的余地吗？孟子为了传承孔子思想，向执政者和普通老百姓灌输儒家思想，有时候孟子说得似乎有点偏激，如“杨子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子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”。孟子是把一种立场推演到它“逻辑的结论”。若是像杨朱一样，“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”，又怎么肯纳税支持国家政策呢？这不是“不要国君”吗？若是实施墨翟的“兼爱”，同时而平等地爱护每一个人，把自己的父母等同于别人的父母，那不是“无父”（不要自己的父母）吗？无父无君不是与飞禽走兽一样了吗？ 至于农家、纵横家、兵家，有的陈义过高，有的只求己利，有的诉诸征战，结果都不是理想的，亦即无法真正为百姓谋求福祉。孟子出而辩论，是为了“正仁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”。三圣指大禹、周公、孔子。他的结论是“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真理愈辩愈明，孟子所要表达的是什么？

   孟子他要揭示正确观念。在社会上有很多观念是混淆的，有时候各有各的说法即“言人人殊”啊。所以，孟子在这个时候就要提出从儒家来看哪些观念是正确的。孟子在《公孙丑上》中提出了一个被称之为“最为奇特的理论”，这就是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说。孟子是在对北宫黝和孟施舍的勇气进行比较后，在对孟施舍之守气和曾子之守约，在对“志”与“气”，思想与情感的比较论证后提出他的“浩然之气”说的，因而，它与一般的勇气、志气、意气等有很大的不同。下面这段话就是一个最好的自注。 “敢问夫子恶乎长？” 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 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” 曰：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也。”历来对这段话的理解颇多歧义，一般都认为这个“浩然之气”十分神秘。或者说它十分奇特。因为连孟子本人也承认“难言也”。当代学者一般把它解释为一种道德精神，似乎也有道理，因为孟子本人也讲，“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”“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

   孟子在演说中，常常会表露出大量的强烈的情感，活泼，充分体现了孟子的人格，道德上的表现孟子雄辩的口才天赋。他喜欢用并行的修辞手法，如：“乡，这是对身体的死亡是不美丽的宫殿，其中乡的身体死了，而不是今天被视为一个妻子；乡身体的死亡是不是这是知识贫乏做到这一点。“原来，这句话就可以完成一个，即”乡对身体的死亡是不是这个美丽的宫殿，女士们的房子奉，知识贫乏投标人的人。“但他打算将其划分为三个并行性加强的势头，增进了感情，显示了的扬声器正确的，公正的。其次，为了向放的真相外行，生动而有趣，孟子喜欢使用的比喻，这个比喻抽象的原料和公义，他所说的特定鱼和熊掌“照顾鱼和熊的爪子”巧妙的比喻“舍生取义，这是，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。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，加强演说的说服力。

   孟子之所以好辩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辩论把儒家思想清晰、准确地传播出去，并告诉人们正确的观点。可是，尽管孟子的口才很好，但最终孟子也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目的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在《孟子》书里面，跟他谈过话的国君像梁惠王、齐宣王、滕文公、邹穆公这些人，都觉得他讲得很好。大臣更多，跟孟子谈过话的大臣，每一个都觉得，他实在是很有道理，没有人讲得过他。大臣都愿意接受。国君有时候就不一定愿意接受，因为接受改变的话等于是你不要再享受了，你要替老百姓设法。国君有时候不愿意，你跟他说你行仁政将来可以称王，他如果没有真的了解人生的快乐何在，他称王之后还是要享受。如果你对于享受的观念没有改变的话，只有一种现实的物质享受的话。那么，你对于这些国君来说实在是不太可能照你孟子的方法来做，叫我先牺牲某些享受，将来统一天下之后，我再来享受大的。那同样是享受，我干吗（嘛）放弃最近的眼前的享受呢？将来享受是将来的事情，也没有任何保障。

    孟子生活的时代较孔子生活的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不同，是一个雄群争霸，战乱不已的时代。孟子主张行仁政取民心，然后兴“仁义之师”以统一天下，与法家的以武力征服天下根本对立。孟子“仁致”的思想基础是民本主义或古代素朴的人道主义，即以人为中心，以民为本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中指出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正因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，比政权重要，更比天子重要，因而他认为：“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”。孟子周游各国，在当时没有人说得过他，但是这些有权力的人也没有人真的愿意照他的话来做。尽管这样，儒家的人性论以及它相关的各种思想却透过孟子的辩论呈现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