衡水中学风波真相:入侵了“素质教育大省”
引发全国教育界激辩的衡水中学浙江分校(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分校)不是衡水中学在外地的第一间分校。据时代周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,到目前为止,衡水中学在国内办有18所分校。
这所全国十大知名高中之首,以“高考工厂”闻名的超级中学进驻浙江嘉兴,3月26日在嘉兴港区举行成立仪式。该校采用“名校办民校”的模式,由河北衡水中学、衡水第一中学、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和广州高新集团合作创办,其中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提供教学场所及校舍,广州高新集团提供资金,衡水中学输出品牌、师资和文化等。
衡水中学常年是舆论争议和关注的焦点,但在此前的十多次办分校经历中,衡水中学从未引发过此次这样大的风波。原因或许是,这一次,作为应试教育“超级中学”的它,闯入了一个中国“素质教育大省”。
高考工厂被指恶化教育生态
据衡水中学浙江分校法人代表、执行董事肖家兴向媒体透露,2017学年衡水中学浙江分校首届高中计划开设2个创新班90名学生,其中面向平湖市招收60人,平湖市外30人,吸引了400多名学生报名。
由于因违规招生被责令整改,目前,该校所招到的90名中考生都已被送回原籍学校。
此外,衡水中学浙江分校开出学生考取清华、北大“每人一次性奖励50万元”的优厚条件。在其规划中,学校规模扩大后,“不限户籍、面向全国招生”,发展规模将扩至144个班级、6000名在校学生。
“平湖引进衡水中学,是地方政府追求升学政绩,加之资本推动的结果,想快速在平湖办一所‘超级中学’。浙江省教育厅叫停违规提前招生,属于依法监管范围,是政府部门保障当地教育秩序的根本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违背当地的招生规范,违规办学,是不依法治教的表现。
熊丙奇认为,衡水在河北受到当地纵容,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招生,每年在全省招4000多名学生,采取各种手段抢生源,导致底下的县中全部凋敝,其他地方为了抗衡衡水也采取各种办法抢生源,恶化了当地的教育生态。“我们忧虑的是,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升学政绩,不依法治教,由此破坏生态。”熊丙奇说道。
素质教育表面,应试教育实质
与衡水中学所代表的极端应试教育相反,浙江一直推行“素质教育”。但多名浙江中学教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,新课改和新高考未能实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,素质教育表面之下,本质依然是应试教育。
2006年,浙江启动高中课程改革,2012年开展高中选修课改革,2014年被列为全国两个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。新高考实行“3+3模式”,即不分文理,除语、数、外再从物理、历史等7门中选3门选考。而外语(课程)和选考均可考两次。
因为高二进行选考考试,高一必须开足11门课,课业负担大大加重。
“考试次数增多,学生之间差异化逐渐拉大。从高一就指向高考,理念上的素养提升,事实上是备战高考的机械化训练。”浙江金华一名高中老师刘欣(化名)告诉时代周报记者,“多次考试,致使学生势必将时间用在强化考点上,忽视非考点。多次考试,存在刷高分现象,对基础薄弱同学必然不公平;多门学科,为了高分必然避难就易,造成化学、生物、物理学科学习人数减少,大部分人重文科的死背拼记忆,轻理化生的逻辑思维和理解。”
“离开生源离开高考,谈素质教育是空中楼阁。浙江推行素质教育,但还是以分数为主导,中国的高中一定是以高考为目的。”在杭州某校高中老师肖青松(化名)看来,浙江推行素质教育主要看各校的落实情况,有些学校落实确实不错,但新课改、新高考之下,学生和老师其实更累。
而杭州某教辅机构一线老师胡一明(化名)则透露,他辅导的学生在校也是实行题海战术。
胡一明表示,不同学生对新高考的反馈不同,但总体来说不太成功,浙江省采用等级赋分,在科目分数达到要求之后,有些学生到高三反而不再正常上课,扰乱了教学秩序。“现在学校老师上课比较麻烦,加上走班,有点乱,而且难管理,学校上课赶进度和任务,效果反而不如以前理想。”
熊丙奇也同意,目前舆论将“衡水模式”之争理解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偏离了实质问题。在当前的升学评价制度之下,我国大多数高中都没有摆脱应试教育,浙江亦不例外。
“河北是高强度、恶化的应试教育,其他地方相对来说不是教育生态严重恶化的应试教育。目前的环境无法改变,但可以通过依法治教、规范学校招生和办学,防止教育生态恶化。这个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。”熊丙奇说。
浙江需要“衡水模式”吗?
虽然招致大量批评,但衡水中学浙江分校却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和加持—该校招生启动之后报名者众多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“昨天几个同事还说以后要将孩子送过去,对于我们这种条件一般或不是很好的普通家庭来说,衡水分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”胡一明说道。
相较于新课改和新高考标榜的素质教育,肖青松甚至更赞同简单直接的“衡水模式”:“最主要的一点,衡水并不是死读书、完全应试,外界把它脸谱化了。全国应试的太多了,为什么衡水成功了?科学管理很重要。”
“高考唯优制不改,‘衡水模式’就很流行,衡水在管理和应试技巧上已被证明是强项。”刘欣认为,引进衡水,未尝不是对之前标榜的优秀理念的一次审视。
对于外界所认为的“衡水模式”是改变贫困家庭子弟命运的希望、“围剿衡水中学,毁掉穷人最后一个幻想”等说法,熊丙奇提出了反对意见:超级中学在全省范围内抢生源,不仅使县中学的生源流失,也使农村学生升学的路越走越窄,甚至导致农村地区产生新的“读书无用论”—进不了好高中,就不上高中,进而初中期间就辍学。“当前真正扩大贫困生、农村生进名校机会的是国家、高校和地方的三个专项计划。从基本的办学逻辑分析出发,办好每个县的高中、初中,才是当地农村生教育的希望。”
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称,打造“超级中学”对基础教育生态的危害很大。如果地方政府为打造教育政绩采用这种模式,各地会出现占据大部分北大、清华招生名额的超级学校—而这并不是地方教育的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