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派潮男

康熙好名，史书上是有详细记载的。比如他常说：“天下当以仁感，不可徒以威服。”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，他更是下诏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，表示将“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”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在康熙当政的61年里，他时刻留心的就是“宽仁”两字。

   从父亲顺治手里接过江山之后，康熙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将它一点不少地交到下一辈手里。他知道：国家的根基是老百姓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整个社会才会稳定。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，他下达这样一道圣旨：“今海宇承平日久，户口日繁，若按现在人丁加增钱粮，实有不可。人丁虽增，地亩并未加广，应令直省督抚，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人丁，毋增毋减，永为定额，嗣后所生人丁，不必征收钱粮。岂特有益于民，亦一盛事也。”康熙的意思是：要将天下丁银固定在现在的数字上，以后再生人丁，免征银粮，这就是后人概括的“永不加赋”原则。康熙对罪犯亦有悲悯之心。某年，北京天气特别炎热，康熙下令改善狱中犯人待遇：“应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，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酷暑，其九门锁禁人犯亦著减其锁条，至枷号人犯限期未满者暂行释放，候过暑时照眼补满。”

   康熙认为“君使臣当以礼”，曾说：“朕于大臣官员务留颜面，若不然，则诸臣何能堪？”，“咸思恩礼下逮，曲全始终，即或因事放归，或罹咎罢斥，仍令各安田里，乐业遂生。”康熙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比如他有时宴请大臣，为了避免大家的拘谨，并不亲自参加，还传旨让大家多喝点酒。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，他甚至邀请大臣到中南海钓鱼，并嘱咐他们将所钓的鱼带回去，让家里人尝尝。他在外巡行，专门请随行的大臣到他的行宫参观，还亲自为他当导游，“遇名胜处，辄亲赐指示。”大臣李光第生病，康熙嘱咐他去泡温泉，还要注意少吃人参，不食生冷之物，多吃羊牛鸡鸭肉，以增加营养。

好名并不是好事，人一有好名之心，太出格的事就不敢去做，不过，好名过头，这“名”也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。

    前面说过，为了做明君，康熙向老百姓承诺“永不加赋”，然而康熙登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天下并不太平，规模比较大的战争就有平定三藩之乱、收复台湾、击退准噶尔叛乱、反击沙俄侵略。打仗是要花钱的，康熙7年（1668年）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成的比例是86.9:13.1，地方政府的存留本已低得不可思议，此后，朝廷居然又陆续减掉地方存留银1744369两，地方政府存留仅占整个财政收入的6.4%。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事务，比如维护国家安全，统一管理边境，统筹全国的社会发展；地方也有地方的事情，比如必须兴修水利，举办教育文化事业，赈灾扶贫。中央政府拿走这么多钱，地方政府连维持正常运转都做不到。怎么办？官员想出了一个主意：收陋规。总督、巡抚收布政使、按察使的，布政使、按察使收道员、知府的，道员、知府则将目光盯向下属县令。县令自然也有办法。那就是在征收田赋时额外加征“耗羡”。比如老百姓交粮食得同时交“鼠鸟耗”（在运送过程中可能被老鼠或鸟类吃掉一部分的损耗），交银子必须加付“火耗”（从民众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，要熔铸成整锭大银交给国家，熔铸过程中会有损耗叫火耗）。康熙后期，各地征收的所谓火耗，湖南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，山西是百分之三十到四十，陕西是百分之二十到五十，山东与河南达到了百分之八十。全国的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三十到四十。

       据测算，如果仅仅满足公务需要，火耗率维持百分之五到十就已经足够，现在地方官员征收这么多，原因只有一个：他们想借满足地方政府公用开支的名义谋取私利。清人将官员收取的这种不道德的收入叫做“陋规”。”陋规”从知县到督抚，人人有份。清人欧阳兆熊、金安清所撰《水窗春呓》里详细记载了清朝各级官员一年可以收到的陋规数目。比如总督以两江为最，一年可收陋规白银三十万两，次则两广、四川。巡抚这一级是两广地区最有油水，一年可达白银十万两，其余则是浙江、江苏；布政使是江浙灰色收入最多，一年有五六万两白银，其余是四川、陕西、山东、山西。有时经济活跃地区的道台也能年收二十万两白银。据相关史料记载，即使是公务支出最多的总督，一年真正花在公家身上的白银也不过两万两。换句话说，官员收到的巨额陋规绝大多数都进了私人腰包。

    没有一个皇帝会鼓励官员腐败，毕竟腐败很容易点燃老百姓内心的愤怒，侵蚀的是皇权政治的根基。对地方官员的腐败，康熙曾经也想控制，对个别特别过分的，也打击过，然而，当大臣建议他将火耗合法化，明定标准，依规进行监督时，康熙拒绝了。他在一封谕旨中这样说：“此事大有关系，断不可行。定例私派之罪甚重，火耗一项，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，故于正项之外，量加些微，原是私事……彼虽密奏，朕若批发，竟视为奏准之事，加派之名，朕岂受乎？”一句话，田赋加派火耗，地方官尽可以去做，别收得太多就是，至于要我皇帝老子亲自下令加收，我不会干。我以前说过永不加赋，现在岂可打自己的脸？

   康熙在田赋问题上的“好名”显然是不明智的。顺治、康熙之时，清代官场虽有腐败，但确实没到全面靡烂的地步，假若康熙听从大臣的意见将火耗合法化，并适度提高官员工资，官场肯定清廉得多。可惜这样的历史机遇被康熙错过了。康熙后期，从朝廷到地方贪官遍地，遇到灾荒，朝廷所发的救济物质，“皆地方官苟且侵渔”，根本到不了老百姓手中，老弱病残者只能等死，“少壮强勇者乞食他乡”。司法腐败极其常见，衙役们变成了黑社会分子，一有案件“恐吓索诈，致一事而死数家之产”。

   好名却为名所累，这一点聪明的康熙到死都没想明白。（转自天涯博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