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派潮男

刊于《晶报》 

 

冉匪云飞新著《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》，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一部史传文学作品。何谓“史传文学”？兼具史学之严谨与文学之灿烂也。何以言不可多得？把死人写活也。

 

中国传统史传文学的第一等文字，当是龙门之《史记》，震古烁今、惊采绝艳，其体裁之独创，熔铸之精心，语言之高妙、叙事之跌宕、思想之豪壮，后来正史无出其右。然而，伟大的《史记》并未催生出伟大的史传文学后继者。中国的传统史传文学，论数量则汗牛充栋，以千万计的碑传、行状、墓志、杂传，浩浩荡荡，如烟如海；论质量却多不足道，只是掩埋贵客大人的漂亮棺材——甚至连漂亮都算不上，三两块木板，七八个钉子就草草了事。

 

中国的传统史传文学，在清代有一家平地崛起，光芒万丈，那就是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的神道碑、墓志、杂传。咫尺篇幅而有千里气象，情感不可谓不烈，材料不可谓不富，腕力不可谓不巨。然而，以现代眼光观之，由于写法及篇幅限制，全祖望的传记文学，仍只能归于精致小品行列，难称巨著。而全祖望以下，碑传体作品更等而次之，翻读清碑传全集，写人多如记流水账，何年死老爸，何年入学，何年中进士，何年得官，何年致仕，何年挂掉，其叙事了无生趣如奸尸，传主没有丝毫神采，读者也没有丝毫快感。他们写的是死人，也确实将人写死了。

 

全祖望之后，又得一笔力千钧之人，那就是新会梁启超。他的《李鸿章传》、《康南海传》等史传作品，笔锋常带感情，持论又常精准如老吏断狱，虽偶尔也夹带点私货，仍不失为一流。但他的写法，仍是传统史传文学之放大版、精彩版，较少运用相关社会科学如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、统计学等方法，并不能说迈入了新史学的天地——虽然任公曾对所谓新史学再三致意。

 

任公之后，高唱复兴传记文学的学界巨头，乃是胡适。他尝试撰写传记，并写过大量评述传记文学的文章。他比较中西传记之利弊，说：“吾国之传记，惟以传其人之人格，西方之传记，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，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”，以为水平线上的史传文学，当研究传主“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”。胡适的标的悬之甚高，但自己未必能达到，他写的传记种种，干瘪平淡，难说是一流作品。

 

时至今日，中国大陆的史传文学作品每年都有海量上市，但水准线上的作品，并不算多。如果要举一个典范，我愿意提名冉匪新出的这部《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》。是著之最大特点，正在于把死人写活——使“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复活，而且是作为一个病人复活。

 

把活人写死易，把死人写活难。冉匪此书，虽不能说达到了无法企及的高度，但至少为吴虞研究者树立了一个不那么好跳过去的标杆。此书主要以《吴虞日记》为中心，旁征博引上百种书籍、报刊，分为社会生活、人物交游、思想人格三部分二十二节，每小节分开读是一篇精彩的专题文章，合在一起则勾勒出吴虞人格进化或退步之历史，其所身处的民国时代之社会生活样貌及学者文人之群像。具体而言，《生活面貌》部分写民国成都人贩交易、餐饮、医疗、购房、日常消费等，颇有法国汉学家谢和耐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的风味；《人物交往》部分写吴虞与廖平、胡适、周作人、刘师培、青木正儿、林损等人的交游，通过个案的编织描摹，民国文化生态圈的轮廓呼之欲出。《思想历程》写吴虞在北大，吴虞的阅读与知识谱系，进而从心理学上分析作为“病人”的吴虞的几大人格症状，可算全书最有深度也最精彩的部分，不可错过。

 

纵观全书，在驾驭史料方面，冉匪可谓相当从容，也颇为精明。一部《吴虞日记》，普通人读来也许如牛嚼牡丹，过后即不知味，他却独具只眼，往往见人所未见，发人所难发。

 

聊举数例：

 

《民国人贩交易》一节，冉匪通过吴虞日记的记载，以及当时报刊的相关报道，将其时草民贱如泥，人肉廉如鸡的惨景悉数揭发，如交易的角色定位、谈判技巧、经济博弈、历史渊源等等。与此同时，吴虞的性欲及性格，也悄然白之于众。

 

《生活中消费的新事物》一节，提到吴虞日记中有喝牛奶的记载，普通人可能看过就算了，喝的又不是三聚氰胺，有啥惊悚的呢？不然，冉匪通过征引巴金年谱、林纾年谱，乃至法国史家白吉尔的《上海史：走向现代之路》，说明喝牛奶不止强身健体，更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诉求，在吴虞喝牛奶的背后，是其对科学的信奉，对西方时尚的追求。此外，冉匪更通过日记中的牛奶价格及当时相关物价记载，考出喝牛奶在其时是一种“炫耀性消费”，普通人家无能为力。更进一步，冉匪还通过吴虞让家人分享牛奶的做法，揭发了其暗藏的经济脑袋与等级意识。平常如喝牛奶而冉匪一波三折，层层深入，说他是个不长头发的福尔摩斯，也不为过。

 

积累越厚，纵笔越肆意。《吴虞与廖平》一节，冉匪开篇不直奔主题，而是用几百字篇幅，通过征引《六译先生追悼录》、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、《明清巴蜀文化论稿》等书，叙明末至民国巴蜀文脉的气运变迁，要言不烦，颇启人思。同于此节，冉匪还发掘吴虞在日记中丑诋廖平的文字，以见其心态。有趣的是，吴虞丑诋廖平，只是因为后者嫖妓。十年后，吴虞在北大教书，公然嫖妓，为人攻击，他则骂攻击者为“孔家店里的老伙计”。不知此时他是否还能记起，当年在日记里嘲诋廖平“道德如是，可发一笑”？

 

交游部分，冉匪的发见也颇多，如论吴虞与郁达夫，可补郁氏年谱之缺，论吴虞与李劼人，可补李氏年谱之缺。个人以为，此章以写吴虞与廖平、刘师培、胡适、青木正儿、林损等五节最见功力。尤其是吴虞与胡适一节，将他对胡适的尊敬与较劲，满足虚荣的同时又满溢嫉妒的关系及心态，揭发得淋漓尽致。比如冉匪观察到吴虞在1921年的日记里，专门记其演讲前胡适携手，演讲后众人鼓掌，说明其非常在意于北大的第一次演讲的效果以及胡适的反应，狂妄骄傲而又患得患失，可笑也可爱。再如他在北大逛妓院，被很多人攻击，他逆反心理上来，决不低头，反而大写歌颂妓女姘头的诗，还印刷出来，四处分赠。胡适对此不以为然，但吴虞仍执意送了一本给胡适，至于后者如何处理此诗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 

全书的高潮部分在最后一节《对吴虞的心理学分析》。吴虞此人，的确比较怪异，不止在社交上，而且在家庭中。他跟老爸打官司，虽然胜了，只是惨胜。此后提到老爸，他一般都用“老魔”形容，对其的厌恶至死不改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女儿对他也毫无好感，她给胡适写信，称吴虞为“吴先生”，还痛骂其续弦之夫人为“娼妓”，“下流妇人”。我读冉匪是著，感觉吴虞病象虽多，核心还在于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外壳及甜蜜内核。以我的经验及判断，一个人若有家庭的保护与寄托，变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，反之则极可能变态、厌世乃至自杀。无家则无爱，吴虞一生虽然两次娶妻，多次纳妾，但我们看不到他的家庭归宿感，也不能看到太多他对人的爱情——包括亲情、友情。

 

说回来，冉匪分析的吴虞之心理疾病，第一是压抑。压抑来自父母不和的童年及与父争讼的青年。第二是道德红字。也就是“不孝”恶名对其的伤害，以及执意放荡遂遭卫道士围剿的孤寂。第三是认同危机。吴虞日记里四处记载他人对其的表扬，虽只言片语而不肯放过，自恋程度直追水仙，背后藏着的则是深刻的不自信与认同缺失。第四是过度防卫，这其实可以与第五的缺乏安全感合并。一般来讲，缺乏安全感，多半会产生过度防卫。比如人们在车祸现场，用带笑的语言来调侃死者或惨祸，有时并非是没有同情心、天性凉薄，而是因为恐惧自己成为车祸受难者或为了忘却车祸带来的心理伤痕。吴虞日记里曾写他做梦都在写文章骂人，进攻性与战斗力真是令人发指的强大。事实上，吴虞极其好骂，在他的日记里，众多知交朋友都难逃被奚落乃至痛诋的命运。清中叶的汪中好骂，但他当面骂，或者写文章骂，至少目前没有发现他在私人日志里使劲骂。晚清的李慈铭好骂，也在日记里骂，但他基本上还是学术批评，一般不攻击他人的道德人格。吴虞不一样，他当面骂，背后也骂，骂别人的学问不行，也骂别人的人品不行。若要评民国第一骂家，至少在日记领域他可能是第一人。

 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对传主犀利解剖的同时，冉匪并未忘记“了解的同情”。清人戴名世曾说，对古人应“设其身以处其地，揣其情以度其变”，稍后的章学诚也说：“论古必恕……恕非宽容之谓者，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”。冉匪做到了这一点。他在自序里说：“吴虞是个不合时宜的人，是个真正的孤独者，孤独到让人悲悯的地步。他孤独不是因为他高深，而是因为他与人群总处在游离状态之中。他与时代并不合拍，与父亲不共戴天，和家人冷漠客套，与朋友几乎无真交心者……吴虞好像跟所有人暗中干上了，因为他几乎没有可以相信的人，这让我感到他实在是太孤独了。本来想去崇敬这位研究者，但读着读着，特别是写着写着，我忍不住同情起他来，最后当然开始同情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制约，其间的不自在与求生的分裂，令人如此抓狂，只不过许多人的行迹没有记录下来罢了。”

 

总之，冉匪此书最大的优点，就在于对史料的处理，用福尔摩斯的侦探本领，用二郎神的眼睛，用特蕾莎修女的同情。经过此种处理的史料，有着心灵的投射，往昔的死物与亡灵，于是魂兮归来。 

 

章学诚曾说：“撰述欲其圆而神，记注欲其方以智也。夫智以藏往，神以知来，记注欲往事之不忘，撰述欲来者之兴起。故记注藏往似智，而撰述知来拟神也”。我的理解是，记注也即史料需要严谨，在方正中藏着智慧，撰述则需要灵性与理性，在圆熟中乍现神光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中国传统史学中充斥的史料崇拜可以休矣。史料没什么了不起，仅仅占有而不处理史料的人，算不上合格的历史学家。就像一个商人，仅仅占有产品而不将之营销，那就算不上合格的商人。我愿意将冉匪称作一个出色的史料商人，我也认为《吴虞》是一部水准线上的文史作品——它是一扇大门，走进去的人将得到一座花园。